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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国范围内集休闲、生态、人文等特色化旅游业的广泛开展，乡村旅游不仅成为居民假日娱乐的公共休憩选择，同时也是拉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国家在着力解决“三农”问题的普惠举措。从公共产品理论视角来看，乡村旅游提供特殊的公共产品，简要分析乡村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结合相关理论、政策、法规等针对问题提出可行性对策及建议。
关键字：乡村旅游；旅游公共服务；旅游公共服务体系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要强化规划引导，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财政贴息、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扶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发展。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生态旅游产品投资达5717亿元，占总体比重23.3%。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关于“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始终是国家战略发展目标中的重点所在。“三农”问题关乎国家亿万农民的生计，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三农”现代化建设，乡村旅游事业的开发与发展对农业经济的促进效应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客观深思，农民自主经营的实力与能力欠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农业整体发展进程较滞缓，使乡村旅游公共服务建设对于政府、市场、社会等形成较强依赖，需要来自人力、物力、财力等多种资源的扶持；同时，从公共产品理论的角度来看，为实现经济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目标，需分析有关公共产品属性、公共服务理念、旅游公共服务的质量优化等方面，进而对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问题做出进一步剖析并提出改进措施。
一、文献综述：
（一）公共产品理论
根据公共经济学理论，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由瑞典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埃里克·罗伯特·林达尔于1919年提出关于“林达尔均衡”的重要理论，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按照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而且他认为公共产品或劳务具有与私人产品或劳务显著不同的三个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有关公共产品的概念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是随着公共事物的客观存在与发展注入新的理念认知，不同学者对于公共产品的理解与界定稍有差异。学者詹姆斯·布坎南在1965年的“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中认为只要是集体或社会团体决定，为了某种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繁荣物品或服务，便是公共产品。国内学者赵海生认为，“公共产品是一个社会公众的共同需要, 才决定了最初的公共产品出现, 也就是说从本质上公共产品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1]学者杜万松认为公共产品具体的、实然的，它总是随着时间、空间、技术条件和现实需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2]学者梅锦萍认为现实中，纯粹的公共产品少之又少，如果按照排他性——非排他性以及竞争性—非竞争性两个维度区分的话，我们可以将社会物品分为四类，即私人物品、俱乐部型准公共产品、拥挤型公共产品以及纯公共产品。^[3]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在公共产品方面，不可避免地形成消费“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极大程度地导致休谟所指出的“公共的悲剧”的产生，难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也对需要政府来出面提供公共产品或劳务、财政支持提出客观要求。
（二）旅游公共服务
旅游业涉及的范畴较广泛，在传统认识范畴中，旅游业的管理主要以政府旅游管理部门统一监管，向社会公众提供旅游产品和服务，具有较强的“国有化”性质；然而市场化竞争已经使旅游业发展呈多元化，更为突出的是企业“股份制”经营，在经营方式上适当放开权限，促进自主创新发展。因而，在旅游公共服务的理论概念中，涵盖不同层次理解。作为旅游公共服务研究的理论研究基础，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在公共服务的供给中应该以顾客需求为驱动、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应该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应该是“服务”而不是“管理”，应该是“分权”而不是“集权”。^[4] 凡是具有公共服务性质，能为绝大多数旅游者或者本地居民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或服务都可称作旅游公共服务产品。^[5]从供需感知视角以实例数据剖析，理解旅游公共服务为包括旅游主管部门在内的政府部门和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 乃至具备相应条件的私营部门向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的公众、旅游企业及其就业人员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6]基于勒温的需要理论阐释游客感知的旅游公共服务:旅游的过程中，能够满足旅游者出游的不同目的，被旅游者普遍体验和感知到的公共服务的某种缺乏和不平衡状况。^[7]依据文献，结合国内实际旅游业格局，对旅游公共服务的认知还处于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阶段，在相关理论体系与实践论证环节有待进一步研究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