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资讯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产能过剩犹如顽疾一般阻碍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和国内外需求持续萎靡的双重压力下，新一轮产能过剩矛盾凸显。随着本轮产能过剩的出现，企业之间恶性竞争、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企业亏损、负债增加，甚至有大量企业面临着破产、倒闭的风险。微观企业的经营困难严重影响了宏观经济的运行。深入研究产能过剩与企业效益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在宏观角度上，所谓产能过剩是指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王岳平，2006）^[1]，而在微观上则表现为企业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市场的需要（周其仁，2005）^[2]。卢锋（2009）指出，在工业部门的闲置富余产能超过一定界限时便会导致产能过剩现象的产生，而且通常伴随着产品价格的下降和亏损的增加^[3]。曹建海等（2010）同样指出，产能过剩主要发生在企业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能力超过市场需求一定程度时的现象^[4]。
产能利用率是测度产能过剩程度和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直接指标。根据产能产出的不同定义和选用指标的差别，产能利用率有多种测算方法。一是将企业的设计产能作为产能产出，实际产出与设计生产能力的比值即为产能利用率。Nelson（1989）在该方法的基础上对1961-1983年美国私有电气设施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5]。近几年，频繁出现产能过剩的钢铁、建材、电解铝等行业，由于每条生产线的设计产能较为明确，因此经常采用这一方法测算产能利用率。二是峰值法，这一方法是将“峰年”的产出作为产能产出，用实际产出与“峰年”产出之比作为产能利用率。基于该方法，沈利生（1997）估算了中国的资本设备利用率和潜在产出^[6]。三是成本函数法，即通过推算成本函数在成本最小化时的最大产出，将最大产出作为产能产出继而测算出产能利用率。孙巍等（2009）、韩国高等（2011）分别利用成本函数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28个行业的产能产出和产能利用率^{[7] [8]} 。四是生产函数法，通过对设定的生产函数相关参数的估计，可以拟合出产能产出，进而得出产能利用率。郭庆旺等（2004）便是利用该方法对1978-2002年间的中国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进行了估算^[9]。五是利用协整的方法测度产能利用率，该方法是基于产能产出与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这一重要假设来估算产能产出和产能利用率。程俊杰（2015）利用该种方法对2001-2011年中国30个省（市）的制造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度及比较分析^[10]。六是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随机生产前沿函数法（SFA）来估计产能产出，进而计算产能利用率。基于这两种方法，Kirkley等（2002）测算了美国渔业的产能利用水平，并对两种方法测算的产能利用结果进行了比较和分析^[11]。此外，测度产能利用率的方法还包括利润函数法，H-P滤波法、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法等。
国内外学者对产能过剩的成因和治理方法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但至今并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Banerjee(1992)、林毅夫(2010)认为外部信息不完全、需求与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极易引发投资的“跟风”或“潮涌”，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因此治理产能过剩应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12] [13]。周黎安（2004）通过建立锦标赛模型对政治晋升博弈进行了简化分析，指出地方政府官员迫于晋升压力而广泛干预企业产能投资是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破解产能过剩的首要办法是改革现有体制机制^[14]。杨培鸿（2006）、江飞涛等（2009）、王文甫等（2014）也分别从不同视角分析了财政分权和晋升体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并指出通过对现有财政体制和晋升体制的改革进而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关键所在^{[15] [16] [17]}。此外，徐朝阳等（2015）认为中国的产能过剩不是市场失灵和地方政府干预单方面原因造成的，治理产能过剩需要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和政府因势利导作用的共同发挥^[18]。